——教育部长江学者田国强教授受聘我院并畅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
7月11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田国强，从党委副书记邹时智手中接过聘书，欣然受聘为我院客座教授。随后，田国强教授院作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从拨乱反正、市场体制建设到和谐社会构建——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讲座。学院纪委书记谭谦章、组织人事处处长刘毓和300多名师生聆听了报告。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高新和主持了报告会。
田国强教授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渊源谈起。他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伟大文明古国的大门被列强的枪炮打开之后，中国人一直在苦苦地探索着振兴中国的途径：洋务运动阶段(1840-1894)、革命阶段(1894-1949)、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阶段(1949－1978)、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阶段（1978年至今）等四次大的变革阶段之后，中国有志之士和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要生存，就只有将变革图强作为奋斗的方向。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三大成就：一是经济富康，实现了3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从78年的300美元左右，增加到2007年的2482美元，中国已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长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几亿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脱离了绝对贫困。二是制度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持速、渐进地推进，已经由原先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国际威望大大上升，中国政治安定、社会稳定，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我国的国际威望也显著提升，成为政治、经济大国。但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了三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分配不公、机会不均、贫富差别过大、社会矛盾激化、国有资产流失、贪污腐败、欺诈现象增多、诚信危机、环境污染和国民基础教育薄弱等，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不和谐及潜在的社会危机，对和谐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当前中国正面临一个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何处理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系？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二要实现和谐社会与现代市场经济完全相容。三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力。
随后，田国强教授重点讲述了对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看法。他认为，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目标：一是造就有效市场。即无欲、无刚，从而无需制度安排的完美情况：社会规范和文化；强制性的治理（governance）和规制（rule）：政府的基本法则，以及经济组织的法则，是否制定这样的法则和规制主要看是否容易判断（信息透明和对称），了解信息及监督和执法成本不大；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尽管信息不对称，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为了个人利益，有激励遵守某种规制和秩序，从而也达到他人利益或实施既定社会目标。这样的激励机制无处不在，如在乎自己的“声誉”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因为坏的声誉导致将来别人的不合作，丧失图利的机会。社会的非正式的习俗，比如“诚信”也可能是一种激励机制。
二是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目标：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为了实现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另一大问题是政府必须被约束，成为有限政府。如果政府不受到约束，它就容易滥用自己的权力换取利益，它所做的事情就会对社会不利。通过法治的方式来约束政府，通过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及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现代社会的创新。约束政府的权力冲动、造就有限政府只是一种手段，而真正的目的，则是建立有效政府。市场经济是由一个个利益经济人构成的，每个个体的逐利冲动构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要让这种推动力能走上社会进步的轨道，需要一种外在的保障，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因此，必须加以适当的监管。建立有限政府是建立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一个全能政府绝对不会是一个有效政府，它只会给市场运行设置重重障碍，从而窒息其活力。而一个有限政府的存在则是合理划分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结果。
附：田国强教授简介
田国强教授现为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民营企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顾问，同时也是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大学的兼职教授。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动态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他提出了一个在“非规范性”的经济环境中，即有限经济自由和不完全市场体系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的改变，社会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的所有制安排形式。
